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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新闻
为什么大多数复印店都是湖南人开的
多媒体出版行业中,充满油墨芬芳的印刷总是长盛不衰。特别是在大学校园里,总是流传着打印店老板的各种神奇传说。
 
比如在北京,在任何一个大学周围或者商务楼群的边缘地带,只要有几栋“底商”的租价极其便宜的老式居民楼、几排在拆迁的传言中惴惴不安的小平房,甚至几间用石棉瓦、白铁皮搭起来的违章小窝棚,你都会看见一些神出鬼没的简陋招贴,上书“复印5分(双面)、打印1角,量大从优”。
 
在招贴附近,总会有那么一群老少混杂、拖家带口的人在一个狭小的室内空间里围着几台破旧的复印机、二手电脑、打印机忙得晕头转向,时不时可以听见他们用同一种深奥得即使强行转换到普通话的音轨上来也难以理解的方言相互催促、抱怨、嬉笑怒骂,一边用粗糙的双手复印、分拣、装订着跟他们的生活毫不相干的千奇百怪、包罗万象的文字,一边在相互之间频繁的方言交谈中传递着他们真正的生活:今晚谁做饭?是吃土豆还是吃豆腐?邻街三舅的复印店里有人从老家带了一包腊鱼,派谁去取?
 
这就是湖南娄底市新化县的复印打印军团在北京开的三步一哨、五步一岗的复印打印店。不仅在北京,在全国上下都是如此。据统计,新化县输送到祖国各地的打印复印军团占据了全中国打印复印市场份额的85%,而如此强悍的市场份额完全是靠一个个10平方米不到的逼仄、破旧的小门面垒出来的。
 
据说,这一军团的形成纯属偶然:在上个世纪80年代,新化县有一部分村民因为从事打印机、复印机的维修攒到了第一笔原始积累,后来有一天突然发现,机器不仅是可以拿来修,修完了还可以让它鸡生蛋、蛋生鸡。
 
于是一些新化人开始对准日益崛起的打印复印市场一阵猛攻,很快就以家族、邻里、同乡的倾巢出动之势磕下了一条不易发觉的生财之道。在新化的一些村镇里,90%的人都以驮着自家维修或组装的二手打印机、复印机转战大江南北黄河内外为生,小孩们拼音都还没学会、加减乘除都还没弄明白,就已经学会了把复印机拆来装去当巨型的变形金刚玩。
 
这一军团席卷文印市场的直接后果就是,凡有新化人出没的地方,复印打印的价格一律低得令人咋舌,人们趋之若鹜,砖头般厚重的书籍顷刻之间可以拥有无数廉价的副本,版权躲在法律条文的背后抹着苦涩的小泪珠。
 
我家附近就有这么一家新化人,其谋生之艰辛与顽强堪与“建青”媲美。他们先是在小区门口的一间平房里开店,不久,该平房被认定为违建,一夜之间夷为瓦砾。
 
仅仅过了一天,他们又扛着机器跑到附近一家成人用品店,借店面里一块5平方米不到的难以利用的犄角继续做生意。大约是常去复印、打印的学生妹们羞于走进橱窗里的样品极度诡异的成人用品店,搬到这里后生意极其萧条。
 
一家之主一咬牙,又把机器扛到了交通干道上一个公共厕所狭小的洁具间里,顶着不便言及的气味继续为莘莘学子服务。
 
我一直也没有弄清这家人到底有多少亲戚在店面里从业。耳聋眼花的老者、染着一头粤式碎发手臂上刻着粗大的“忍”字的蛊惑青年、吸溜着鼻涕满地乱爬的小崽都曾在店里演绎他们的“复印人生”,但核心人员总是作为一家之主的一个吊嗓男和两个颇显劳动之壮美的女子。这两个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女子可能有一个是吊嗓男的“堂客”,另一个是他的小姨子,可是我去了这么多次,最终也还是没有分清哪个是老板娘。
 
新化县是湖南省娄底市的一个下属县,位于湖南省中部偏西,境内山脉纵横,环境恶劣。2009年新化县人口130万,耕地面积72万亩。这种人多地少的刚性结构,使得新化县一直有“以技补农”的传统。
 
1960年,新化人易代兴、易代育兄弟在四川涪陵偶然获得了机械打字机维修技术,以此为开端,经过40多年的演化变迁,新化人发展出了遍布全国的复印产业经营网络,从业人员接近20万(数据来自广东省(湖南)办公耗材行业协会筹委会秘书长,新化人龙三沅先生),从而形成了极具地方特色的“新化现象”。
 
新化现象(模式)是:国际贸易+专业市场+专业店。新化人把日本和美国的二手复印设备通过国际贸易扩散到国内,然后通过专业市场销售到专业店,从而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现在,一些新化人开始了办公设备和耗材的生产和制造,为新化复印产业开拓了新的方向。新化复印产业是如何开始的?其又经历了一个怎样的产业生命史?以北京高校中的复印产业为中心,我们对此进行了研究。
 
1
研究方法和发现
 
本文采用了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时间跨度是从2006年的11月到2007年的9月。对于新化人在北京高校复印产业中的市场份额,采用了随机抽样基础上的普查和问卷调查。
 
以北京地区的56所普通本科院校为抽样框,按照学校编号以7为单位进行等距抽样,共抽得8所院校,分别是:北京大学(海淀),北京化工大学(海淀),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朝阳),北京理工大学(海淀),首都师范大学(海淀),北京电子科技学院(丰台),北京机械工业学院(海淀),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朝阳)。然后对这8所学校校内和周边的复印店进行普查。
 
对于新化复印产业的生命史,主要采用了深度访谈。
 
访谈对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院校复印产业中的新化从事者;北京、广州、上海、珠海等地新化产业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人物;天津、南京和邯郸等地复印产业的制造者和亲历者等。
 
一共获得了56个访谈个案。从普查结果来看,8所院校复印店一共是85家,新化人为55家,新化人的市场占有率为65%,这充分说明:新化人在北京高校复印产业市场占据优势市场地位,从而证明了“新化现象”的存在。那么,这个产业是怎么开始的?
 
2
流动维修机械打字机阶段
 
新化复印产业是从流动维修机械打字机开始的,最早的源头是易代育、易代兴兄弟。对于为什么在1960年跟随师傅外出跑江湖,易代兴说:“那时候因为我家成分不好,很早就不读书了。1960年,吃不饱饭,我就跟哥哥,另外还有一个姓张的,出去跑江湖了,我们那时候搞什么呢?修钢板。”正是在修钢板的过程中,新化复印产业诞生了,对此,易代兴说:“我们修第一台机械打字机的时候,是在涪陵人民银行。我记得很简单的一个毛病,它有个夹子,你把它拧紧,往前移往后移,是定位器,它右边有个定位铃。定位铃不准的话,它已经到最后一个字了,它不响铃,它又打一个字,又打两个字,所以打文件就不整齐。我就坐在那看她打,就看出了问题。我就说,同志,你们有没有开水,她说有啊。她给我倒开水时,我拿起起子摇了一下,是那个问题。她回来之后,我就给她说,我们是专门修打字机的,修钢板的同时也修打字机,不过我们修打字机是包修的,所以讲清楚,不管我什么时候修好,就45元。我就拿起起子东凑一下,西搞一下,这是耍花枪给她看的,真正的就是把那个地方移个位就行了。”
 
这以后,易代兴、易代育兄弟就把各个单位的坏打字机作为学习维修技术的途径和平台:“我记得潼南县一个学校,我们修不好,就跑了,但是那个打字机给了我机会,我们拿到旅社里边,拆了又装,装了又拆,来回拆,来回装,我自己慢慢就懂了,这样到了雅安,我们就大张旗鼓地修了。”
 
新化复印产业的另一个元老是邹联经。邹联经是新化县洋溪镇寨边村人,其父亲解放前就出外维修钢笔,邹联经继承了这门手艺,并推陈出新,先后学会了修锁、修手电筒和修缝纫机等技术,一直在湖南新化县及周边流动。
 
1970年,邹联经回到新化,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易代育的徒弟袁锡楚,就拜其为师,学习打字机维修技术。这是新化复印产业的重要转折点,因为这个产业后来在邹联经手中发扬光大。
 
但是,在当时的国家体制下,整个社会结构是固化的,这样易代兴和邹联经都面临一个合法身份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私刻单位公章和伪造单位介绍信,这就使得他们获得较大经济收入的同时,也面临着很大的体制性风险。
 
对于当时的私刻公章,伪造介绍信,易代兴说:“我记得很清楚,我那时伪造的是武昌红星文化厂,但那个时候也不懂什么叫办公设备,只知道这个跟文化有关,我自己伪造的公章,刻的。介绍信就写我厂为了支援外地,特派我厂技术人员×××到某地,维修打字机、油印机等。介绍信和公章都是自己刻的,开始用钢板刻,刻了用油印机印。”
 
邹联经伪造的是“湖南省安化县红卫机电修配厂”,点子多的邹联经还开始规范化这个行业,不仅伪造了公章介绍信,还私自印刷了发票和价格表,这样他在流动维修时就显得很正规化了。
 
由于油印机印刷的介绍信模糊,肥皂刻的公章颜色很淡,加上当时严密的检查制度,这就使得易代兴、邹联经难逃有经验的公安人员的法眼,所以虽然有共青团员团徽戴在胸前,易代兴还是很快就被抓进看守所。但关了几天后,也就放了,继续流动。
 
1963年,在四川凉山,身着时尚衣服的易氏兄弟在这个彝族区域非常扎眼,很快就被公安人员盯上,并被作为蒋匪特务嫌疑。觉察到危险的易代兴让结了婚的哥哥先跑,自己则很快被逮捕,并以伪造公章罪被判刑,直到1979年才回到新化。
 
而邹联经基本每年都被抓一次,比如1973年在湖北的云梦县、1974年在陕西的商南县等。每次都是先收容,然后遣送回新化,但邹联经每次回来后都继续外出流动。
 
1978年后国家的政策松动,如何使用邹联经成了新化县相关部门思考的问题。1979年,新化县相关领导商量后决定,成立新化县洋溪打字机维修厂,由邹联经出任业务厂长,1980年改为新化县打字机维修厂。这个厂主要负责介绍信、发票等合法身份认定以及技术人员的培训和考核等。这样从1979年开始,邹联经、易代兴等终于有了合法性身份,新化县的打字机维修也走上了正规化发展的道路。
 
到了1983年,已经有200多人从事这个行业,1987年发展到了2000多人,1990年发展到了5000多人,新化人形成了一个遍布全国的流动维修打字机大军,这就是新化复印产业发展史上的“流动维修打字机”阶段,这个阶段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机械打字机淘汰才结束。